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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柠︱出书话记:新冠、书厄与碎布瘟疫

佚名 文化 2021年01月05日

刘柠︱出书话记:新冠、书厄与碎布瘟疫

刘柠


新冠全球大流行,重创世界经济,文化也被强制按下了暂停键。日本旧书店空间逼仄,多属于“三密”(密封、密集和密接)场所,故在“紧急事态”中首当其冲,被迫闭店,平均歇业两个月以上。2020年4月底,一位常和我一起泡神保町的日本建筑师朋友来信,说看到书店街变成了“卷帘门一条街”,很是感伤,“疫后真不知还能剩下几间店铺”。原定于2020年10月25日开幕的第六十回神保町古书祭,也被迫中止——这是自太平洋战争以来所没有过的事态,乃至在《读卖新闻》的报道中,新冠疫情下的旧书业被形容为“风中的油灯”。


不过,我其实倒没有那么悲观。主要的一点,是东京三大书街(神保町、本乡、早稻田)上的书店多为祖业,哪怕门店一年半载不开张,最大的一块成本——地租是基本无忧的。何况,旧书的网上交易相当普及,且不说日本国内书客,


就连住在北京的我,疫情期间,也没断了从几家平时有交往的古书店下单,除了神保町的店,还有札幌和金泽的旧书店。果然,随着形势的推移,后来陆续得到的一些信息表明,尽管新旧书店纷纷面临被迫停业、营业时间短缩的窘境,可交易并未中止。不仅未停,而且有一定的增长。如在疫情最紧张的2020年4月,政府宣布“紧急事态”,店铺关门,可最大的书店连锁纪伊国屋的网上书店,却异常火爆,销售额竟飙到去年同期的四倍,以至于系统不堪重负,濒于崩溃。


疫情或许会改写书业的面貌,加速书店重组,但书店业并不等于出版业。书店可能停业,也可能倒闭,但书不会消失。事实上,近现代史上历次战争、自然灾害与社会危机,不仅没有摧毁出版业,客观上反而成了出版业涅槃、升级的动力。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中,国中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遭日军轰炸,总馆厂一百余亩土地上的房屋建筑,包括商务附设的涵芬楼、东方图书馆等设施被夷为平地,机器设备和产品原料,尽付焚如,火烧数日,一片废墟,“纸灰飞达数十里之外”。号称世界最大的照相机被毁,东方图书馆片纸未留,全部藏书四十六万册,悉数化作灰烬,“三十五载之经营隳于一旦”。在总资产一夜蒸发八成以上的情况下,张元济、王云五等管理层忍辱负重,厉兵秣马,广泛整合社会资源,推进商务复兴计划。经过半年的卧薪尝胆、艰难腾挪,1932年8月1日正式挂牌复业。因各种版本档案都毁于炮火,复业后重印书的印次无法与以前衔接,于是在版权页上统一标注“国难后第一版”字样。王云五树立了“日出新书一种”的战略目标,并复刊1904年创刊的老牌刊物《东方杂志》,请胡愈之做主编。在管理层和员工胼手胝足的努力下,两年苦斗,初见成效。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出书品种数倍于前,资本金翻了近五倍,一跃跻身世界三大出版商之列(另两家为McMillan和McGraw-Hill)。


有一张著名的老照片,后来被不少出版社和小资书店用作出版活动的海报,或做成明信片馈赠读者,我手头就有两枚明信片,分别来自读库和库布里克书店。严格说来,那张照片其实是新闻摄影,是对伦敦大轰炸的记录。1940年10月22日,位于肯辛郡的荷兰屋图书馆,在德军的轰炸中遭重创,图书馆的屋顶坍塌,直接通天,烧焦的横梁坠落,斜搭在地面上。建筑已成废墟,惟两壁书架屹立不倒,卷册也在架子上,整饬如初。三位西装革履、头戴礼帽的绅士,站在书架前:一位仰头看书架上方的书,另一位在捧读,还有一位正试图从书架上把一本书抽出来。脚下是成堆的瓦砾,空气中还弥漫着烟尘,三人全然无视。那帧黑白摄影构图均衡,画面中充满了沉默的张力,有种强烈的隐喻性,每每观看,都会受到震撼。


读库明信片:1940年10月22日,位于肯辛郡的荷兰屋图书馆在德军的伦敦大轰炸中成为废墟


但我个人更关注艺术品背后的历史及其后续。我看到的一个事实,是所有这些兵燹书厄,其实都未能阻挡出版业的发展。灾难过后,书籍往往会变成紧俏货,甚至一册难求。这种情形,并不囿于一时一地,在很多国家很多时代都发生过。如“文革”结束后,王府井书店门前,是等待购买世界文学名著的饥渴人群。日本大藏书家、学者庄司浅水回忆,“终战”之初,连《世界》和《人间》杂志都有人在炒,人们为一册西田几多郎《善的研究》,不惜在书店门前彻夜排队。当然,那长龙不尽是读书人,其中也不乏黄牛。在黄牛们的眼里,书与火腿、黄油、威士忌一样,都是可囤可炒的短缺物资,但这也从侧面诠释了书籍的价值。


诗人、哲学家串田孙一,曾在书中讲过一个故事。太平洋战争后期,串田常泡的本乡旧书店,惊现一套法国人埃米尔·布雷耶(Emile Brehier)著法文版《哲学史》,三卷本,真皮装帧,那是他一直在搜求的书。串田喜出望外,抱起书就走到柜台,准备结账。不料,被老板告知:那是T先生给预留的书。T氏是串田的前辈,也是朋友。人家在先,没法子,只得作罢。后串田又去了几次那家店,每次都见书好好地立在书架上。于是,串田跟老板商量:“书不妨让俺先拿下。如果T无论如何还想要的话,我回头再按书价让给他就是。”老板自然没意见,串田携书咏而归。不日,T去串田家串门,不意发现了三卷本,不禁“啊”了一声,串田遂据实相告。T先生听罢,二话不说,当即回家取钱又折回,敛书而去。可不到半个月,在美军对东京的大空袭中,T氏的家和串田家,均遭焚毁。当串田听说那套《哲学史》也成了牺牲的时候,竟然有种难以名状的怪异心情,“觉得自己像是赚到了似的”。


原本该T所有的书,被串田给抢买了。可串田觉得自个既然掏钱买了,便理应拥有,结果阴差阳错,书又回到了T的手里。串田虽然没说什么,其实感到了窝心。可一听说书被烧了,又平生了一种释然,觉得书即使放在自个家,也一样是个烧,“幸亏我没买”。如此一来,竟有种“像是赚到了”的心情,文人书客纠结的小心思溢于言表,简直无需翻译。可是,故事还没完。


串田在空袭中成了丧家之犬,旋即疏散去了外地。两年后回到东京,再去那家旧书店时,赫然发现那部“被烧了”的《哲学史》依然立在书架上。店主看到串田惊愕的表情,主动道出了事情的原委:“俺也觉得不可思议,不过是俺从集市上收来的。”串田又惊又喜,遂以二十倍的价格再次将书拿下。他何以认准自己重金买下的就是原来失去的那套书呢?答案在于真皮装订。串田自己就是藏书家,对书籍装帧和版本学都有造诣,他根据书的出版年代,一看便知道那套书是经日本职人之手而变身的真皮精装美本。原来那个时代的法文书,付梓时多为草订平装。但一些爱书的日本人,往往会将心爱的洋书,送到职人店里去改装,装成布面或皮面精装本。而原本印量就有限的哲学专业书,被某位东洋爱书者买下,后又送到职人处升级装帧,且是同样等级和颜色的真牛皮面,加上竹节书脊等细节……如此美本,天下断不会有第二套。


可是,书竟然“烧”而复现,委实蹊跷。串田试着做了一番推理:


我至今也没向T氏确认过。从我家拿走之后到遭遇空袭,只有很短的时间,是因急于用钱,将书出给了另一家旧书店,还是书被窃,却因搁在偷儿的家里而免于被烧毁的命运呢?反正书过了好几手,又回到同一间书店,被插回同一只书架的同一格中,最后又到了我的手里……不过,从常识来判断,T氏因缺钱,不得已把书出给了下家,应是一个最易猜到的谜底。


这就是所谓“因缘之书”吧。同一家店,同一种书,书品几乎没变,惟坐地疯涨二十倍的书价,成了时代变迁的脚注。


“9·11”事件发生仅四星期后,距局部仍在冒着烟的世贸中心废墟、即后来的“零地带”(Ground Zero)仅两英里处的洛克菲勒广场,佳士得举行了阿尔贝·E. 柏兰德(Abel E. Berland)藏书专场拍卖会。彼时,灾难前的高速增长被“封顶”,美国经济正急转直下,连专场拍卖的组织者心里都在打鼓,担心搞砸。对此,拍卖行专家组却给出了肯定的结论,其中一位顶尖的文物专家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市场十分稳固,不会走下坡路。这是个理性市场,买东西的是收藏家,而非投资者。”果然,专场拍卖大获成功。其中一件被视为“眼球”的拍品,是1623年版《莎士比亚戏剧作品集》,俗称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竟然以六百一十六万美元(还没算上税款)的天价落槌。这本未裁边毛边本,不仅品相绝美,而且扉页上有原收藏者、英国古典主义时期批评家,也是第一位受封的“桂冠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的亲笔签名,付拍前的估价仅为二百至三万美元。两位愿意为莎翁的美本出到六百万美元以上重价的竞标者,最后争到一口加价二十万的地步。书曾经的主人是一位芝加哥的退休房地产开发商。也许正是“9·11”促成他动念让新一代收藏家来接手自个已享受多年的乐趣,而那个历史性的转机,也并没有亏待他。


1623年版《莎士比亚戏剧作品集》


好书可保值,其实是一个常识。这不仅仅是由于珍本印量极少,已无再版可能,而且因题款、藏家的改装,不经意的一个批注,抑或加盖的藏书印,书成为“天下唯一”本,其版本价值陡升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如果中间隔了不止一个世代、经历了若干社会变局的话,那更是升值要素。数月前,我听一档日语播客,是对日本女优作家室井滋的采访。东洋女优爱写作,多随笔家并不稀奇,但像室井那样,出版各种类型的著书逾五十种,且颇不乏畅销书,就值得一说了——那已经不是玩票,完全是职业作家的产能。室井出生于富山县滑川市,在单亲家庭中随父亲长大。老爹曾是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失意文青,不懈地写,却发表无门。室井显然遗传了父亲的DNA,连志愿的大学都是早大。十八岁时,如愿以偿,第一次上京进早大。临行前,老爹交给她一本包得严严实实的书,嘱咐道:日后万一遇到生活的困顿,生活费断供,入不敷出什么的,“可以把这书卖给东京的古书店,兴许能管点用”。


室井滋作为女文青,文运比老爹顺,拍戏之余,书一本接一本地出,版税颇丰,老爹给的救命本自然一直留着没动,可也没当回事,随便插在架子上。一次,在家里派对,来了一群朋友,有演员,也有文学界的作家和编辑。众人端着酒杯,在她的客厅和书房里聊天。突然,从书房传来连声惊呼,室井以为出了什么事,冲进去一看,一位作家朋友在书架前,手里正翻着那本老《斜阳》:“这……这……不就是那位太宰么?不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初版本么?战前的书,竟然是完品,扉页上竟然还有太宰治的钤印……你就这么随意插在这儿?”经友人提醒,室井才恍惚意识到了什么。不久,那本书被“下架”,用包袱皮层层包裹之后,躺进了银行的保险柜中。


美国作家尼古拉斯·A. 巴斯贝恩在《疯雅书中事——21世纪淘书的策略和视界》(三联书店,2010年初版)一书中,作为资料,列出了史上一些著名英文出版物1980年的售价,与它们“今时今日可能卖出的零售价”,前提均是“美品”,并带有原装护封。他按1980年的中标价,将书分成两档:五十至两百美元价位(A档)和四百至六百美元价位(B档)。而所谓“今时今日”,应该是指英文原版付梓的2002年前后,也就是二十年前——本世纪初的情况。根据这个数据,我看到在A档中,《人猿泰山》(Tarzan of the Apes),芝加哥,1914年版,无护封,五千至六千美元,有护封,五万美元。《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bird),费城,1960年版,含书封照片(杜鲁门·卡波特摄),两万美元;在B档中,《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纽约,1929年版,五万美元。乔伊斯签名的《尤利西斯》(Ulysses),伦敦,1939年版,五万七千美元以上,等等。与我所见证的过去二十年来,日版珍本(包括日本市场上的西文珍本)的价格流变轨迹大致重合。


新冠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决不下于一场世界大战。但就对出版与书业的直接影响而言,从目前看到的种种数据来看,却似乎有限。相反,整个世界从大都会到小城镇,几乎都在差不多的时点被封锁,店铺打烊,公共场所关门,小资和白领们穿着睡衣在宅勤务,仿佛一夜之间,全球冒出了数以亿计的御宅族,他们每天对着智能手机和电脑屏幕,从事形形色色的内容生产。而且,这种对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改写,相当程度上是不可逆的——疫后也会部分延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书籍好像重新回到了“耐用消费品”的定位:一些既不是学习用书,也非励志读物的“闲书”,受到人们的关注,那些平时卖不动的砖头读物,开始悄然走货。庄司浅水在其著书《书物之敌》(『書物の敵』,讲谈社学术文库,1990年5月版)中,列举了十种“书厄”,其中有火、水、煤气与光热、无知、蠹鱼,甚至制本师、蒐藏家,等等,可并不包括病毒和疫病。应该说,庄司对书厄的描述,与我们此番通过新冠所看到的书业现状是基本吻合的——换言之,新冠是一场浩劫,却非书厄。


『書物の敵』,讲谈社学术文库,1990年5月版


不过,病毒与疫病真的不会成为书厄吗?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在《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译林出版社,2014年8月版)一书中,曾素描过那种“异托邦”(Heterotopia)。艾柯预言,将于2080年袭来的碎布瘟疫会彻底改变书业,特别是图书收藏界:


一种未知的病毒——柯梅斯特虫草病毒,很可能是来自亚洲的某个地区——开始在西方世界传播,所有以碎布为原料制成的纸张,也就是从古腾堡时代到大约十九世纪中期,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的纸张和这段时间内制作的书籍全部变成了碎片。这是命运开的一个玩笑,因为人们一直认为用木头制作的纸张在七十年内会腐烂,而以碎布为原料制成的纸张则是永不腐烂的(关于这一点确实有据可查)。……而到了2080年,这一情况就彻底改变了:……柯梅斯特虫草病毒已经摧毁了所有文明世界中的图书馆。


不知为什么,最先被病毒感染的是《寻爱绮梦》的各个版本,“最开始它们慢慢被蛀虫侵蚀,然后书页渐渐变得如蜘蛛网一般,最后这些宝贵的书页全部化为乌有。化学家们的努力也收效甚微,甚至可怜的凸版修复也开始得晚了,那些书已经被严重破坏了。仅仅十年时间,由阿德尔菲出版社出版的价格在一千格罗币(大概相当于二十世纪的一百万美元)的新版《寻爱绮梦》就变得千疮百孔,将近一半的文字都已经丢失了”。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头,随着瘟疫的蔓延,《纽伦堡编年史》、弗雷斯蒂的《年代记补遗》、塔索和阿廖斯托作品的初版本,包括前面提到的“9·11”之后,在纽约佳士得付拍的1623年版莎翁作品对开本,以及所有的《百科全书》都统统化作齑粉,“飘荡在世界业已空荡的大型图书馆中,墙壁前空空的书架就如同失去了瞳孔的眼球,无奈地注视着空中的粉尘”。


收藏家和书商们多少缓过劲儿来,要到十年以后了。接着,他们便卷土重来,又开始杀入新一轮制作与收藏的游戏中。但与疫前相比,疫后这轮“景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古董化的周期大大缩短,差不多制作一年后就变成古董。由于互联网和电子书的成功,印刷书籍锐减。出版商多走保守路线,仅针对部分爱书者或对硅材料过敏的读者,定制印刷,限量发行。因此,量产的“古董”,会定期上市。二是,与疫前的出版文化刚好相反,因各种签名本泛滥成灾,其价值也一落千丈,“人们的注意力因此转移到那些少量不带作者签名痕迹的版本上”,开始对“无手迹珍藏本”趋之若鹜。如2091年,一部由安东尼奥·迪·皮耶特罗创作的未签名诗集《致西尔维奥》被梅迪奥拉书店卖到了一亿里拉。另一本朱里奥·安德雷奥蒂著、未切边的《我的牢狱生涯》,居然以三亿里拉的神话般的价格出手。而那本出版于2001年的书,是安德雷奥蒂送给他的主教朋友的结婚礼物,当时“只是为了免遭厄运他才没有署名”。


艾柯作为二十世纪西方屈指可数的百科全书式作家、历史学者、符号学家和藏书家,深谙文化史、出版史和心理学,在他所勾勒的异托邦图景中,有种对反智主义的隐喻和对大众消费主义时代现代出版文化的辛辣反讽。作家对碎布病毒攻击人类的时间设定是2080年。可不承想,在距碎布袭来还剩六十年的今天,人类竟率先遭遇了新冠,并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深创巨痛至今仍未过去。新冠虽然不是书厄,却是名副其实的文明之灾,以至于疫后相当长的时期,人类将不得不忍受和习惯被它所改变的生活方式和工作节奏,重建还是后续的课题。但我依稀觉得,新冠与碎布——这两场相距一甲子的灾难,虽然一个将来时,一个现在进行时,一个是社会幻想,一个是非虚构,两者貌似并不在一个次元上,却似乎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在艾柯的书里,紧接着《碎布瘟疫》的下一节,是《灭绝之前》。作家假借谈一位火星学者的书,探讨了地球人在灭绝之前的样态,“二十世纪的地球人类已经在等待着自己星球的毁灭,身体结构也扭曲、变形,变得衰弱无力……”读着读着,过去数月来,在社交媒体上狂览各类关于新冠症状的文字,那种铺天盖地的既视感油然而生。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话集。全部文章均是过去五六年间,在《南都阅读》《上海书评》《新京报·书评》和“腾讯·大家”“澎湃”“一览扶桑”等书评类媒体上发表过的文字,在疫情期,重新编纂成辑。今年5月,我曾在一篇公号文中,断言“疫后将是不同的世界”。可在那个时点上,我所关注的其实还净是些大而无当的问题,尚未建立新冠与书业的联系。在这本小书即将付梓的时候,问题才在我的头脑中变得渐次清晰起来,遂有了这篇完全不像后记的后记文。不过,既然是定稿于新冠期的书,而且是所谓“书话”,那么就新冠与出版问题做一番观察与思考,也算是顺理成章、适得其所吧,至少不枉这大半年来戴口罩、狂洗手、戒外食的非常岁月。


感谢吴兴文先生再次为我牵线,玉成此书的出版。在我的心目中,书话是“高级”文体,是“美本”坯子,虽一直心向往之,却迄无实操的机会。感谢姜建强先生百忙之中慷慨赐序,他提出的问题——人的一生要读多少书,虽令我沉思再三,却仍不得要领,愧怍何如。感谢浙大社启真馆王志毅先生的信任和友情。特别是本书责任编辑叶敏女士,对我的拖稿行径始终报以超常的宽容与耐心。对她的宽大为怀和在编辑过程中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请允许我再次表达谢忱和敬意。


(本文为《书里画外》一书代后记,《书里画外》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即出)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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