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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文艺复兴”

佚名 艺术 2020年09月30日

美国的“文艺复兴”

毛亮


这一文学繁荣时期被美国文学研究大家马蒂森(F. O. Matthiessen)称为美国的“文艺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但很多批评家认为这是一个不确切的说法。[179]在他们看来,这一时期标志着美国文学的诞生(naissance)。之前其实并不存在,又何来复兴之说。我认为后一种说法也不算特别过分。的确,到19世纪中叶,美国才真正出现了文学传统形成与文学作品繁荣的时期,开始有了美国特色的小说、诗歌与散文作品,也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有职业自觉的作家群体。


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文学像美国文学这样,似乎以一种突然和爆发式的方式宣布自己的自觉与成熟。在1850—1855的短短五年间,美国就出版了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白鲸》(Moby Dick)、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和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这些均可称奠基性的作品。美国文学仿佛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这几部作品对所有希望了解美国文学的同学来说,都应该属于必读的作品。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还是与美国文明的发展相关。美国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我们前面已说过清教徒的危机感,每天与上帝“谈恋爱”是非常令人紧张焦虑的事情。可以说,清教徒每天的生活都是一次“危机”,充满了恐惧期待和不确定性。18世纪的独立革命是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革命的发生其实就代表着一种政治体制无法延续并陷入危机。而1830年左右的美国社会,也是危机四伏。这个危机不像清教那样具有宗教的意涵,也不像独立革命时期那样具有某种鲜明的政治性;但是美国19世纪中前期所经历的“危机”是一种更加广泛的,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各个层面的整体性的危机,而且也无法再诉诸宗教理想来获得解决。这个整体性的、特别是“价值”层面的危机状态,是催生美国文学新开端的重要因素。


这个危机是整体性的危机,但当时的宗教已经不能成为人们理解或解决危机的力量。清教虽仍有很大影响力,但已不具备统合社会和精神生活的能力。有这样一个记录写道,有一位教师问学生上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学习《圣经》的原因,学生回答:“因为爸爸告诉我,学好《圣经》就可以做一个更好的推销员,可以和客户更好地沟通。”基督教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纯粹功利性的信仰,而非精神性的信仰。


熟悉美国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奴隶制是美国19世纪上半叶面临的最大问题。奴隶制问题由来已久,为何在此时趋于激烈?这是因为随着美国不断向西的领土扩张,只要有一个新州申请加入美国,国会就必须讨论这个州是自由州还是蓄奴州。19世纪上半叶美国领土扩张的过程,就是这个国家不断陷入宪政危机的过程。这个时期美国政治中最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妥协”(Compromise),即南北方为了维护联邦不解体而不断寻找一种讨价还价的解决办法。在这一问题上,曾有过两次大妥协:一次是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另一次是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妥协。西部扩张对美国1787宪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维系奴隶制的宪政体制是否还能存续?林肯曾说,“分裂之屋不能长久”(House divided cannot stand),而当时的美国政治就处于这种“分裂”的情况。


经济上,美国在1837年爆发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原因与前几年的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非常相似:对土地的过度投机造成了货币滥发,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从以上种种危机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美国社会处于高度的变动、冲突、矛盾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之中,而此时提供给美国人价值规范的是哲学史上所说的“常识哲学”(Common Sense philosophy),其最有名的倡导者之一是富兰克林。常识哲学的基本设定是人的自私自利。从这个常识性经验出发,它认为人应该追求一种“开明”(enlightened) 的自利,即通过公平的契约确定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并使各自的利益得到保护。因此,常识哲学讲的是自私自利的人和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这个哲学很有用,也曾具有革命性,更是推动美国经济繁荣的主导力量。但问题在于,常识哲学无法告诉人们任何超越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它只告诉你该怎么做最有利,好比是耐克公司的哲学——“Just Do It”。或者,就如美国人有一句话,“Eat your cake and say no more of it”,“把你的蛋糕吃了,其他就别再废话了”。这种哲学当时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禁锢实际上是非常强的。所以,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的危机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生活的危机,更是价值观的危机。从当时的一些历史和作品来看,美国社会是充满躁动而又极不成熟的,有许多的activities,但没有任何的ideals。人每天忙忙碌碌,却不知道为的是什么;人们缺乏理想,更缺乏认真的价值思考。后来,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这样描写当时的美国:“所有的美国人都生活在沉默的绝望(quiet desperation)中。”人们感到绝望,但又失去了表达和选择的能力。这是梭罗要前往瓦尔登湖独处并求索的历史背景。


因此,这个时候出现的美国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五四运动相似,本质上是一场价值观的变革。美国的知识分子试图重新塑造民主社会的价值观体系。19世纪中期美国文学的突然崛起,从本质上讲,可以说是陷入了道德和价值困境的民主社会在文化和文学上的率先自觉和反思。当时许多身为社会精英的作家都选择了反叛自己的传统,例如祖祖辈辈都是牧师的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是17世纪以来第一个背叛家族职业的人,而霍桑的祖父是当年塞勒姆猎巫事件(Salem Witch Hunting)中的一位主审法官。霍桑那么刻意地描写清教社会的残酷,反思清教社会的缺乏人性,实际上也背叛了他自己的家族传统。又如一辈子没有正式工作的梭罗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是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位“不务正业”者。要知道,一年仅有一二百人毕业的哈佛大学,传统上是新英格兰地区精英阶层的温床。所以,一辈子“晃晃悠悠”的梭罗,也是一个反叛者。可见,当时的许多美国作家都开始比较坚决地进行价值观层面的反思,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出现了美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并造就了美国文学传统的形成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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